尽管过去十年是国有企业盈利增长最快的时期，但实际上盈利集中在少数具有所谓市场力量的企业，11.5万家国有企业目前的亏损数达到30％以上。

首先，作者分析了中国经济改革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个领域面临的挑战。国有企业将会阻挡政府提高家庭收入、改革利益分配的努力。

结果，中国领导人陷入了一个两难困境：如果改革力度过大，可能面临更多的抗议。因此，全球金融危机为中国领导人推动关键的经济和制度改革提供了机遇。报告认为，尽管中国经济改革面临重重阻力，但中国当前的形势满足改革发生的条件。第三个需要关注的改革领域是中国的社保体系，尤其是医疗和养老金方面。把电、煤等能源价格提升到真实水平，将迫使中国企业提高效率和发展节能生产方式。

然而，中国的经济改革项目不可能一步到位或免受抵制。中国经济在两个方面显现出了脆弱性：一是中国经济不能再依靠出口拉动增长。因此他们更保守，而白领阶层反倒比他们激进[20]。

[2]农民工的政策和管理制度还没有真正摆脱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如果全盘没有通盘考虑，仅仅由部分城市进行试点难以取得成效，农民工会涌入这些试点城市，试点城市往往因为压力过大而使改革中断。如果新增一个城市人口，小城镇2万元，中等城市需要3万元，大城市6万元，特大城市需要10万元，按照农民工60%在地级市以上的大中城市务工计算，把2亿农民工及家属市民化最低也需要10万亿元。但在一些外来务工人员大量涌入的地区，由于文化层次、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不同省份的外来人口之间矛盾纠纷频发。

这项新市民政策，被不少人称为破冰尝试。所以城市政府不得不设立门槛，比如要办理很多证件，5证或6证，甚至一些城市要求持有房产证才可入学，也有地方要求持有独生子女证，而80—90%的农民工家庭是没有独生子女证的，就这样用各种证件把农民工子女挡在公立学校门外。

以至于一些研究用经济性接纳，社会性排斥、 半城市化、不完全城市化或者夹生饭城市化来表述这个现象。第四、农民工住房未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许多农民工无缘于住房公积金、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只能寄身于集体宿舍或者简陋的城中村、城乡结合部、地下室等房屋。[2] 如李强认为，在社会地位向上流动的职业渠道、经济渠道、政治渠道、教育渠道和婚姻渠道等各种渠道中，城市农民工的地位变迁都受到了户籍制度的阻碍，这导致了城市农民工仍然居于城市社会分层的最下层。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刚刚起步，更大范围的配套改革还没有完全推开，尤其是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社会保障、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等一系列基本公共服务尚未突破城乡二元分割的状况，成为制约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的最大障碍。

高房价会堵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路。不努力解决则会受到指责和批评，但要妥善解决也面临很多困难。[5]石霞认为，据有关研究测算，每转变一个农民成为城市市民需要支付成本约为2.5万元，那么，以2亿农民工及家属来计算，至少需要支付5万亿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市民化的成本支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短期来看子女教育和保障性住房是主要支出（占1/3左右），远期看主要支出则是养老保险补贴。

可以说，站在哪一个单独的立场上都有其言之成理的地方。绝大多数农民工不仅缺乏制度接纳，而且缺少城市社会认同，他们在城市的边缘性领域及空间里面沉淀为外来边缘人口，这种边缘性甚至出现了代际传递[1]。

这个城市中，70％以上的人口为一代以内移入，其中未人籍者占1／3，内中又有50万人属非法入境者，人数几乎与该市公民中的英裔新教徒人口相当。见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2007，以统筹城乡发展为目标推进新阶段的农村综合改革（12条建议），《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第68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论文集》[14] 石霞，同上。

[6]另外，城市的承载能力短期内也很难有较大提升。这还是指城市基础建设及住房建设方面的投资，如果加上农民工的培训、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等投入，保守地估算也会超过10万亿元，约占2009年GDP的30%左右。那么，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存在什么障碍？综观现有文献，大致可以区分出以下观点：一是制度壁垒论。再加上外来人口没有当地居民那样完备的利益诉求和权益维护渠道，甚至缺乏必要的尊重、救济和帮助，容易产生反抗对立和破坏报复的消极情绪。虽然近年来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但在后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只有极少数的人会感到社会不公，况且他们对于自己行动或社会的判断主要依据于生活的经验和体会，他们会不满，会骂娘，但却很少讲得出来国家对农民工失业的责任[21]。尽管少数企业为农民工提供稳定住所和基本社会保障，使得企业和农民工间的雇佣关系较为稳定，但大多数农民工仍觉得会受到排挤和歧视，成为游离于城市社会之外的边缘群体。

很显然，在一定时期内，要承担如此巨额的经济成本，超出社会承载能力，是有很大难度的。[9]面对这些处于劣势的个人素质，即使将农民工进入城市的制度性障碍完全破除，他们要想真正进入城市也需要相当长的路要走。

第一，城市高企的房价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直接障碍。洼地效应是很现实的情况，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导致地方政府，尤其是东部沿海先行地区政府裹足不前的重要掣肘因素。

[11]如何理顺农民与农村土地之间的关系，既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又不能让农民因为丧失土地而失去最后的生存屏障，就成为农民市民化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既不能像当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那样强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不能因为要避免所谓城市病而限制、禁止农民进入城镇工作和生活。

农民工大多属于非正规就业。这突出地表现在：第一、许多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突出。但也有观点从另外方面对此作出了了判断，大致说来，有几点：（1）迁徙择业自由式公民的基本权利。从目前我国农民的受教育情况看，全国农村劳动力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不到11%，初中程度的占50.38%，小学及小学以下的占38%，其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还占7个多百分点。

[22]（5）在比较了南非黑人劳工贫民区与纽约市之后，清华大学秦晖教授指出：在现代化—城市化阶段，城市中出现大量主要来自农村与不发达地区的新进入者是普遍的现象，他们作为弱势群体在未能融人城市主流社会之前只能以都市边缘人的方式存在。据《中国青年报》2006年12月19日报道，西安市雁塔区推出新市民政策，40万农民工被改称为新市民，享有与老市民同等的市民待遇。

因此他们更保守，而白领阶层反倒比他们激进[20]。实际上，1990～2008年的20年间，城乡人均消费性支出差距始终保持在2.2倍以上，年均约2.86倍。

以纽约市为例，它的人口中英裔新教徒，即人们印象中的美国主体族群只是该市第七大族裔，在人口中仅占 7％，远少于黑人(25％)、犹太人 (20％)、波多黎各人(11％)、拉美裔人 (包括前述波多黎各人及黑人中讲西、葡语者及其他拉美移民，共24％)以及天主教徒的意大利人(15％)、爱尔兰人 (10％)，仅与亚太裔(7％)相同。见李强，城市农民工与城市中的非正规就业，《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6期。

从全国角度看，2008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为3660.68元，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1242.85元，是农村居民的3.07倍。当然，公民权利的落实是个历史过程，谁也不能梦想人们的迁徙择业权利能一下子落实到发达国家的水平[18]。一个从理论上非常好的事，会带来其他的社会问题。二三产业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特别是第三产业，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容量和空间。

石霞指出，农民工市民化最大的成本就是城市居住成本。就是这样一个文化差异极大的杂处之地，市政管理与公共秩序依然有条不紊，社会经济有效运转，人民一般都能安居乐业，正常生活。

在对重庆、郑州、武汉、嘉兴四个城市进行测算后，课题组的判断是，按照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每个农民工市民化的政府支出公共成本约在8万元左右。[本文作者系东北大学研究生院中改院分院博士研究生，共青团中山市委员会书记]----------------[1] 刘传江，农民工生存状态的边缘化与市民化，《人口与计划生育》，2004年第11期。

我国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土地所有权不能买卖，只能由国家征收征用。在各地实践中，外来务工人员落户城市的比重并不高。